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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用一生逼近一個真相
2021-12-14 09:46:32   來源:化石網   評論:0 點擊:

2012年11月,吳新智院士在觀察柳江人頭骨。劉武供圖2008年,吳新智院士(中)在廣西崇左智人洞考察。劉武供圖(化石網整理)據中國科學報(胡珉琦):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的整個學術生涯,緊緊圍繞著一個問題—


2012年11月,吳新智院士在觀察柳江人頭骨。劉武供圖



2008年,吳新智院士(中)在廣西崇左智人洞考察。劉武供圖

(化石網整理)據中國科學報(胡珉琦):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的整個學術生涯,緊緊圍繞著一個問題——我們從哪里來?正是這個古人類學研究的核心難題讓他甘愿守在冷門學科的爭議地帶,且越戰越勇。
 
他執著,但不偏執。他捍衛自己的學術觀點,但只要證據扎實,他也會坦然修正自己的研究結論,毫無包袱。
 
“假說不等于真理”,為了無限接近歷史的真相,他用畢生精力去尋找更多的化石證據,為此甘之如飴,直到2021年12月4日晚,他的生命畫上休止符,享年93歲。
 
和主流學說“唱對臺戲”
 
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現代人起源的研究與爭論一直占據著國際古人類學研究的前沿與熱點。
 
關于現代人的起源有兩種觀點長期對峙,一種是非洲起源說,一種是多地起源說。前者支持所有現代人都是從非洲走出的智人進化而來,他們在不同地區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類而成為霸主,而后者則認為,直立人在各個地區也獨立進化出了智人。
 
多地起源說的提出者之一正是吳新智。
 
20世紀80年代,吳新智與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Wolpoff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Thorne依據當時掌握的化石證據,對東亞和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古人類演化模式進行了分析論證。在 1984年發表的論文中,他們列舉了支持這一區域古人類連續進化的化石形態證據,由此創立了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說”。
 
但在國際上,東亞現代人的起源是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問題,非洲起源說又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因為它有著當時非常重要的分子生物學證據——夏娃理論。
 
美國伯克利大學的幾位科學家利用線粒體DNA只有母體遺傳,因而追溯過程最后會導向一位單一的女姓祖先的特點,根據已知的線粒體DNA突變速度的計算,認為所有嬰兒的線粒體的DNA向前追蹤,最后追到大約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個婦女,即所謂的“夏娃”。
 
此后近40年時間里,吳新智都在和非洲起源說“唱對臺戲”,且越戰越勇。
 
在對比分析大量古人類化石特征基礎上,吳新智從中國古人類化石年代順序、共同形態特征、漸進變化、形態特征的異樣性、鑲嵌性、與其它地區古人類基因交流以及古文化證據等方面論證中國古人類演化以連續性為主,同時與世界其它地區古人類之間有漸增的基因交流。他還羅列了11項支持中國古人類連續演化的共同特征,指出這些共同特征在整個中國古人類演化過程中或長或短的時期中持續存在。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他在1998年正式提出了關于中國人類進化的新假說——連續進化附帶雜交,明確指出中國古人類進化模式以連續進化為主,附帶以與周邊古人類的基因交流。這個學說成為了多地區進化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只是太熱愛這份工作了”
 
進入21世紀,完全由非洲智人取代世界各地本土古人類的理論開始受到很多證據的質疑。
 
尤其是在2010年,德國馬普學會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斯萬特·帕博發表了世界上第一個尼安德特基因組草圖,第一次直接比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組與現今人類的基因組。這項研究證明了,除非洲人以外,當今歐亞人的基因組成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遺傳成分,這種古老型人類從未被完全替代。
 
不僅如此,隨著近20年來中國境內新的古人類化石的出現,包括田園洞、黃龍洞、智人洞、許昌人、道縣等,吳新智越發看到東亞地區直立人、早期智人、現代人化石在演化時間分布上具有連續性,空間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他還發現,中國的古人類在體質特征、文化遺物上也有一脈相承的特點。
 
因此,他堅持,智人在走出非洲的過程中是不斷與當地的古人類發生混血、雜交,共同邁向現代人演化道路的,世界各地現代人類起源的類型不應該只存在唯一的一種模式。歐洲是來自非洲為主、本地尼安德特人為輔,東亞可能就是本地為主、外來為輔,澳洲是來自印尼為主、來自其他地區為輔?傊,不同地區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
 
不過,受制于古DNA技術的進展,目前還沒有直接的分子生物學證據來證明東亞人連續進化的假說,這一爭議遠未到塵埃落定的時候。
 
但吳新智深諳古生物學是一門嚴重依賴化石證據的特殊學科,隨著新的化石證據的出現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現有的結論隨時可能被推翻。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研究員劉武在吳新智的指導下學習、工作超過了30年,在他的記憶里,“吳先生常說,做古人類研究要習慣爭議。他還經常提醒我們,現有的各種學說都只是假說,不是真理,更不是歷史的真實。我們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日趨接近真相,至于什么時候能抵達,誰也不知道”。
 
讓劉武印象頗深的是,吳新智總是在自己的研究論文里加上一條特別“說明”,如:目前許多項目的比較數據十分有限,很可能造成一些假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誤判。筆者預期,新化石和新數據的出現可能使下述分析有必要進行或大或小的修正。
 
這足以見得,“凡事以證據說話”是吳新智一以貫之的原則。
 
在劉武眼中,相較于結果,吳新智真正看重的是開放的心態,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而非人云亦云的治學態度。
 
就如他在為帕博自傳中文版所作的序中所寫的:“我與他分屬不同學科,都探索現代人起源,雖然對他的觀點不能完全認同,但深深為其豐碩貢獻及書中描述的艱辛努力所感動。”這既是對“對手”的尊重,也是對科學的尊重。
 
直到生命的尾聲,吳新智依然是古人類研究爭議地帶的少數派。過去,他還曾遭到一些非議,認為其執著追求是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
 
“吳先生從未和我說起過這個話題,他只是拼命工作,無需多余的回應。”劉武深知先生內心的純粹,“他只是太熱愛這份工作了!”
 
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
 
“吳先生不僅創立和發展了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說’,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若干個中國古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分支領域都是在他的直接參與和指導下發展起來的,推動了更多成果的產生。”劉武在采訪中強調。
 
“吳先生先后參與和指導北京猿人女性復原像、山頂洞人復原像、馬壩人復原像的制作,以及南京人頭骨復原和復原像的制作工作?梢哉f,他是中國古人類、古代人群以及現代人頭骨面貌復原領域的開拓者和指導者。在上世紀80年代還開辟了中國的法醫人類學研究,并培養了相關人才。”
 
吳新智還不遺余力地把“人類從何而來”這樣一個學術議題,推向主流話語體系,讓媒體、公眾、科研管理部門都來關注和重視,從而提升這一學科領域的影響力。
 
特別是在2000年之后,他在科研之余還花了大量時間進行科普工作,作報告,開講堂,寫文章,幾乎來者不拒,他還出版了《人類進化足跡》和《探秘遠古人類》兩本科普著作,也展現出一位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擔當。
 
2000年,吳秀杰來到古脊椎所進行研究生面試,當時的主考官正是吳新智。“聽說吳老師是院士,我有點緊張,可一見到他那張慈眉善目的面孔,我就放松了。” 如今已是研究員的吳秀杰說,這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因為之后整整20年,吳新智面對學生的那張臉始終如一。
 
“吳老師對學生總是愛護有加,傾囊相授,極有耐心。他特別喜歡我們問問題,他會擺出他的各種標本,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從不會厭煩。” 吳秀杰告訴《中國科學報》,“收到學生的文章,他批改得也格外認真,字斟句酌,連標點符號也不會放過。”
 
最令學生們感動的是,吳新智即使在80多歲高齡時,也從不“麻煩”他們跑腿辦事,甚至連打印資料這種小事都親力親為,樓上樓下步履不停。
 
“我年紀大了,不像你們那么忙。你們就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我自己能干的不用你們操心。”吳秀杰的回憶里滿是溫暖的味道。
 
“始終引領學科方向,又在各種繁復的工作中事必躬親、一絲不茍,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的吳先生,是我們一生的榜樣!” 劉武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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